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开始，“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新时尚，随即就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发生了一系列观念大转变。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西医与独霸几千年中国医疗市场的中医开始了正面争夺战，此刻中医不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生存压力，而且就连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受到了“质疑”。

一、强加的“紧箍咒”

在这种西风强吹的情况下，中医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接受西式观念的拷问和改造，从此一顶“紧箍咒”从天而降戴在了中医的头上，这就是赛先生——“科学”。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赛先生的错，而是盲目迷信赛先生的人在“恶搞”。

“科学”的最早定义其实并不复杂。“科学”的英文“science”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最早的意思就是指“知识”、“学问”。17世纪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根据《礼记·大学》中“格物而后致知”（意即通过对事物的研究而获得知识），将science译为“格致”、“格知”。明治维新时，日本学术界认为science是指“分科的学问”，故译为“科学”。1893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将其引入中国，而后才逐渐流行起来。老版《辞海》将其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通的规律或结论。”

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必然会被认为是落后的，落后的东西怎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呢？因此，对中医提出一些现代化的要求，要求中医要科学化发展，似乎也是“合理的”。然而，近百年来大家都忽略了东西方知识体系的本质差别，总是用西方知识体系去检验考评东方知识体系，也就是有的专家比喻的用牧师、神父去管制和尚、道士，这不是“恶搞”还能是什么？

其实，从科学最早的本义来看，科学就是分科的知识。中医列不列入西方所认识到的知识体系中去，也就是说是不是科学，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然而，当“科学”在中国被异化为“真理”的代名词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特别是被上升为意识形态后，谁一旦被指为不科学，问题就严重了。不是科学就可能被打进“伪科学”、“反科学”的冷宫，这无异于宣判了它的“死刑”。

有趣的是，直到今天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科学定义和科学标准，有的只是某一个哲学家或专家的个人看法，就连我国最权威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也是各说各，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因此，这就给了个别“别有用心”的个别院士和海归博士的机会，他们张口一个科学标准，闭口一个打击伪科学，以此来打击学术异己和攻击中医药。很显然，他们的个人看法，不可能比以上四大工具书更权威。科学定义都没有统一，又何从定义伪科学呢？(在2007年12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就删去了修订草案中的“伪科学”的提法)

要求中医要“科学化”发展，就意味着指认中医不科学。因此，百年来中医开始了向科学化发展的漫漫长征，君不见：

1.为了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大批有才华的中医和西学中的专家都掉进了用西医理论和成果来检验、认定和评判中医的陷阱中。几十年来用现代所谓的“科学的西医”来对“落后的中医”进行了大量的改造，但至今并未能真正找到中医药学术发展的“突破口”。中医的“肾的研究”、“脾虚模型实验”等等，被捧为中医科研的“样板戏”，在国内影响颇大，至今仍误导着中医科研的方向。

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一个中医药学术研讨会上，有位专家介绍了某研究机构对建国以来部分中医药科研课题进行的一次调研，令人惊奇地发现真正属于中医学术研究的项目不到10％，绝大部分都是追随西医、验明中医、提取中药的所谓“现代化成果”。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陆广莘对这样的“现代化研究”也愤愤然，并呼吁：“要‘中医研究’，不要‘研究中医’”。

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焦树德前几年讲了一番让人深思的话：“如果从党的中医政策一下达，就按照中医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规矩准绳研究中医，这几十年，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怎么也能出三个五个成果，就是出一个成果也好啊。没有！几十年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都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全白花了，时间也耽误了。”

2.为了争取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持，新型的“中医科研专家们”就“创造性”地在中医术语中加入一些现代科学概念或术语，合理合法地开展看似“科学的研究”、实为“套钱的游戏”。有人说，现在中医药的建筑增多了，有现代职称学位的教授博士多了，学术课题费也多了，但就是在解剖了无数的小白鼠后，中医药的学术并没有实质性的长进。

中医药研究成果到底应该怎样来评定，按照现代通行的科技成果申报审评方法，是否能真正客观合理地评价中医药成果？这样评出来的成果是否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术的进步？如果这样评出来的成果与中医药学术进步关系不大，或仅仅只是用动物实验来对中医药学术做了一次现代的验证，这种“科学化”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有多大意义呢？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方向错了，即使坐上了最先进的汽车、飞机、航天飞船，只能更快地偏离目标，甚至永远都不能到达目的地。

这就是为什么昔日张仲景、李时珍没有科研经费，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知识财富，而今天在花费了足以让张仲景、李时珍惊得“目瞪口呆”的巨额科研课题费后，也出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学术成果的原因。

我在新书《第三只眼看中医》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科学就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或学问，而并非绝对的真理、绝对正确的知识，也并非只有一种表述方式和一种逻辑形式。如果我们能够从求真务实的角度来对科学做出定义，就能真正回归到“科学”本来所具有的质朴而真切的本义上来，充分尊重人类所获得的一切有价值的智慧，将东西方文明所创造的知识结晶都包容进来。 

二、从西瓜看东西方之分

宇宙的无限性和大千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类认识路径和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建立在这些认知方法上的知识体系的多形式。事实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认知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认知方式必然会产生出不同形态的知识或科学。因此，在世界向多极点、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科学并非只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一种认识方法、一种表述形式和一种评价标准，它也有多元性。

东西方文化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学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存在着的明显差异性，这就决定了东西方知识体系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予以评价。对此，有人认为只有文化才能搞多元化，科学不是文化，只能有一个标准，其实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在西式的现代科技体系中，也难以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仅在西式物理领域，霍金都认为“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何况中西医等医学体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多变的人体，因而，更需要我们用多样化的方式去解读它们。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的认知形式、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态、科学的标准和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单一的科学认知和管理模式已不适用于当今丰富的科学实践活动。下面介绍3个有趣的实例：

1．认识问题上的两种途径：“白箱”与“黑箱”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许多人在买西瓜的时候，面对一大堆西瓜，如何选出一个熟的西瓜？有两类解决办法。

一是“白箱”方式，即用切开的办法。把西瓜切开，看一看，尝一尝，还可以测一下它的含糖量，这样得出的判断会非常准确。其优点是容易借助工具，得到一些准确的数据，结论相对比较正确；缺点是一旦切开，西瓜就不再处于原来的完整状态，有些东西已丢掉，至少切开后就不能再复原，空气和微生物进去了，切开的西瓜很快就会坏掉。因此，很多人不愿意用这种切开的方法。西方现代科技的“还原论”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二是“黑箱”方式，即不用切开的办法。只要仔细观察外部的信息，看看颜色和瓜蒂形状，用手掂掂重量，拍一拍，听听发出的声音，也可以知道好坏。因为西瓜是一个整体，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紧密联系，这类方法就是“整体观”方法。其优点是不破坏其整体性；缺点是没有准确的数据。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和事物的整体性，用的就是这类方法。

2.归纳问题上的两种分类：“按事物属性”与“按事物关系”

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心理学院士尼斯贝特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测验，将鸡、草、牛的图片贴在一张纸上，让西方人和东方人分别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将这三种东西分为两类。

结果，多数西方人将鸡和牛划分成一类，多数东方人将牛和草划分成一类。这说明了西方人的思维偏重于对事物范畴的分类，东方人则对事物的关系、相关性和背景更感兴趣。这个测验也说明了，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拥有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但有所侧重。

3.医学上的两种关注点：“整体病性”与“局部实体病理”

中西医在临床上的思维方式是明显不一样的，比如一位患者感冒后发烧，中医首先就会进行病性的判断，分析判断这是风热还是风寒所致，是否还夹有其它的外邪，然后再根据伴随的症状，判断外邪尚处于表卫阶段还是已经入里。在必要时还要考虑患者所处的环境、当时的季节和天气情况。最后才可以进行“证型”的确定，也就是辨证，并据此提出治则，开出方药。西医则先测体温，再抽血化验，必须得到了体温上升、白细胞升高等检查数据后才能下诊断和进行治疗。并不需要考虑环境、气候和季节等因素，只盯住人体内能检测到的细胞、组织的数据变化。

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都是人，人不仅有其自然属性，更有其社会、心理属性，因此完整的医学不能仅仅局限在生物学范畴来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更应以宏观的眼光从人所在的生活环境、人文社会背景出发，对影响人的健康情况、导致疾病发生和病后康复的诸多因素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因为社会、心理等因素对人的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并不亚于病毒、细菌，只有这样顾及到了整体及其所生存的环境等因素，才更有助于从本源上解决人的健康问题。其它的社会、心理因素无不与不同的人群所处的不同的文化有关，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医学与文化的关系。任何一个医学知识体系的产生都绝非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完成的，除了需要参与社会实践外，还要受到不同社会文化、意识和认知方式的影响。

西方科学背景有着鲜明的西方文化烙印，并非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样简单，科学就是科学，与其他无关。以前我国在引进西方大科学家在科学技术上的伟大发现、发明等知识成就时，很少对他们在人文领域的成就进行传播，更忽略了对指导他们取得成就的西方文化、世界观、方法论的介绍。这就使得一些人误以为西方科学的学术研究是单纯的、独立存在的。也使得我们在学西方的科技时仅学到了一些皮毛的纯技术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只了解西方知识体系的“器”，而不知其“道”。

中国古代经过多次战乱，古人不可能没有对人体内脏、肌肉、骨骼等进行观察的机会，为什么在中医研究中放弃了以解剖学为基础的研究方式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对人体肉身的完整性有着特别的敬重，也深知破坏人体整体后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和危害，因此，反对对整体进行破坏，这不仅导致了中国传统医学在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也放弃了以解剖学实在物质为基础的医学研究方式，进而采取了从整体上进行“黑箱”研究的方法。可见，不同的文化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医学思想和认知体系，任何具体知识的产生都与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因此，如果要说中西医相争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的话，这个原因就是文化的差异。

既然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这么明显的差异，用西医的认知方式来衡量和评价中医，并强行给中医带上一个“紧箍咒”，很显然这是一件持续了百年的“荒唐事”，也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

三、用西方的人才“种苗”去培养中医师

中医药学是利用中国古代的人文、自然、思维成果和医疗临床实践经验而逐渐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东方医学科学体系，其知识核心主要体现在《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学著作中。中医药学在发展中逐步构建了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学、证候学等独特的理论体系，发明了望闻问切、中药、针灸、推拿等临床诊疗技术，特别是创造性地运用了辨证施治的临床思维方法。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这些医药学智慧财富，它并不归属于以原子论、机械论、实验、定量、现代逻辑等方法论为思维特征的西方科学知识体系，因而无论它的知识构成、学术思想、思维方式，都迥异于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学术基础的西医。

我国小学、初中、高中等基础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体系，主要是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为基准，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在高中毕业时，即已初步具备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所必须的基础知识、认识观和思维方式，为进入大学学习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近几十年来，中医药大学生都是从受过现代知识体系训练的初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由于中医药学与现代知识这两种体系存在一定的“不兼容性”，以及中医药高等教育中课程设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很难迅速改变或逆转他们已初步形成的西式认识观和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不少学生对中医药教育存在强烈的“抵触反抗”情绪，在临床中对运用中医药诊疗技术治病缺乏信心，这也是不少中医药大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固的最根本原因。20多年前不少中医学院就经常要搞巩固专业思想的活动，到现在仍然继续在搞。有多少教育专家和管理者去认真找过这其中的原因？这是否与错选了中医药人才的“种苗”有关呢？选用经过现代知识训练而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学生素材，来培养中医药高级人才，如同利用生产现代家具的复合材料来生产中国古典式家具，这种选材方式合适吗？很显然，无论生产产品，还是人才培养，只要用材不当，至多只能是“貌似”，而很难“神合”。

这些大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对中医学知识的怀疑，在从事临床工作中则又表现出对运用中医药技术治病缺乏信心，尤其是接受过现代医学知识教育的部分中医大学生在临床上的表现更令人担忧，当面对患者时，其思维方式更多的是首先想到这是西医的什么病？而往往不去想这是属于中医的什么“证”，也就是忽略甚至丢弃了中医药学最为重要的“辨证”，跟在西医的“病”后面去施治，能有好的疗效吗？对此，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多次谈到：“院校出来的不少学生的临床水平差，关键是没有领会中医精髓，丢掉了中医的思维方式”。

如果失去了对中医学独有的思维方式的认同和理解，则很难深入学习和领悟中医学的知识体系，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住中医学的理论精髓，更不可能运用中医药独有的学术语言和思维方式进行中医学的创新。

——毛嘉陵博客